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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宿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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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王家屏简介  

2011-11-27 06:46:09|  分类: 王家屏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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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屏简介


王家屏简介 - 山人 - 佛宿山人
 
 
 
 王家屏画像
 
 

 

王家屏(1535年—1603年)字忠伯,号对南,溢号文端,山西山阴人,当地民间习惯称“王阁爷”,或者“王阁老”。他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爱国诗人。

据史载,王氏先祖是太原人,世居太原南郊。其中有一支迁居至陕西凤翔,凤翔一支王氏家族中有一位“长眉者”(兄弟中排行最末者)名叫王显,明朝永乐年间,他以勇武之才担任了当时龙江(南京)左卫。明成祖朱棣出行到大同,王显随行护驾,朱棣正准备把京都从南京迁往北京,有意加强北方边境防御力量,鼓励南方的有识之士迁居北方,王显响应其号召,留在山阴县桑干河北定居。

王显有子王文秀,王文秀有子王得林,王得林有三个儿子,长子王翀,次子王羽,幼子王翔。

王翀曾任陕西省同州府尉。王翀有三个儿子,王缙、王昶、王鉴。

王缙于成化四年(1468年)以贡生被授任山东省济南府临邑县令。厚德惠政,人称“王佛子”。他生活简朴,每当办完公务,就一人骑马到田间视察,与农夫相谈,劝以农桑,奖勤治懒。他所辖区域,土地得到大面积的开发利用。他升堂问案,一般不用重刑,只用荆条,老百姓送了他个雅号叫“王佛子”。在他任职期间,邻县发生盗案,盗贼经不起拷打,供出临邑县数十人连坐。台察命令王缙审讯此案,经审讯,王缙认为案件没有证据,就为这些受连坐的人开脱,台察生性苛酷,认为王缙在放纵罪犯,非常气恼,又将此案交由邻县承办。邻县县尹采取严刑拷打的方法,使连坐的人屈打成招,全部被定为死刑。王缙深感不平,拍案而起,说道:“古人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你却想让我妄杀十命,以保县令乎?”即日弃官,拂袖而去。

两个月后,案情查清,贼赃俱获,盗贼实出邻县,被诬告的人获释。台察颇为惭愧,特意上疏举荐,准许王缙官复原职,邻县县尹被降职两级。受冤的人感激涕零,举家为王缙祝贺,称他为“王青天”。

王缙有三个儿子,王大用、王朝用、王时用。次子王朝用有四个儿子,王宪文、王宪武、王宪成、王宪康。王宪武就是王家屏的父亲。

王宪武幼年时,家道衰落,他的哥哥王宪文生活奢侈,衣食不注意节俭,行为也比较放任,很不善于料理家政,父辈留下的家产十之八九被他挥霍殆尽,除此之外,还四处借贷。每天上门讨债的人络绎不绝。王宪文为了躲债,弃家出走。王宪武这时才只有十几岁,哥哥离家后,他毅然担起家庭重担,扶老携幼,且耕且读。“恪持家政于内,拮据偿债于外”,始终不让其父知道这些窘迫的事情。在他十五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

由于王宪武治家有方,兴业有道,终于使衰落的家庭日渐兴盛,成为当地的仲产之户。

一日,王宪文携带衣不蔽体的两个儿子王家垣、王家田落魄归来,王宪武上前与他们相抱痛哭,解下衣服为侄儿御寒,酌上美酒为兄长洗尘。重新给哥哥和侄儿割地分房,让他们安居乐业。

明代实行科举制。文官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生员应三年一度的乡试,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参加在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举人得授九品官职;进士得授七品官职。此外,尚有鉴生、贡生等名称,也都可以经过一定的途径得到官职。总之,科举制度以各种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文理通达的即可通过这种途径步入仕途。

王宪武二十岁那年,以县生员的身份参加会考,名冠郡中。与他交往的名人、学子很多,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他的岳父韩公,向来赏识王宪武德才超人,特意为他送上巨资嫁奁,而王宪武却全部谢退。过了几天,韩公又差人携资赈济,再次被谢绝。王宪武说:“始终不能因为自己窘困而接受别人的资助。”韩公从此对他更为敬重。

王宪武的岳父韩公也是当地名流,他的女婿们“皆为豪俊”,但是都十分崇拜王宪武。

此后,王宪武在南山寺庙内(山阴沙家寺)埋头苦读,当年就考入县廪学舍,此后一路攀升。在许多生员中,王宪武因“德才俱备,品学兼优”,倍受督学官员赏识。不过他这个人仕途不通,曾六试不第。嘉靖甲子年(1564年)入贡士。之后在当地政府供职。

当时有一位大帅驻军于山阴,为的是迎击犯边的敌人,这个大帅好大喜功,让人把死人的头割下来,冒领军功。有一夜,大帅又在外边搞了些死人头,敲门入城,王宪武拒不接纳,大帅怒责王宪武,王宪武用含义深远的言辞加以相劝,大帅终于醒悟,命令监军重新核实军功,一夜之间把骷髅扔满了池壕。大帅从此更看重王宪武。遇事肯和他商量。王宪武因此成全了俘虏中愿意出嫁的妇女,帮她们“择良家而善聘”。对俘虏中的死者也备棺盛殓,使其入土为安。

王宪武在当地威信很高,在公共场合,庄重严肃,行为有度,人们远远的望见他走来,就会重振衣冠,举止拿蹑。他不喜欢听闲话,每当听到别人窃窃私语,就拂袖而去。他仗义疏财,曾多次拒绝接受别人的遗产和馈赠,干过许多行善积德的事情。

嘉靖末年,王宪武置买山阴县南洲庄,建馆办学,慕名而来者“斌斌皆雁行”。

王家屏从小受其父王宪武这位农民知识分子的影响至深,从五岁开始,就授业于父,致力于诗书,接受正统的伦理纲常教育。他七岁时,生母韩淑人辞世,继母粱氏抚其“于髫龀之年”。他十三岁时(1548年)补诸生,也就是考取了秀才。十四岁时继母粱氏去世,又由继母景淑人抚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所繇长育者更三母之慈也。”

王家屏天资聪慧,才思敏捷,智力过人。据说他“凡为文,不属草,含毫沿吟,一挥而就,闭门散帙,不闻诵读声,过目辄不忘”。无论大小著作,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谈吐巧捷,四座皆倾”。

王家屏于二十九岁时,(嘉靖甲子即1564年)中举人。第二年,他的父亲不幸病故。王宪武临终时,告诉家人,不准发丧,他要停棺于痒馆,以鞭策子弟们读书成才。王家屏遵从父命,在南洲庄庠馆守孝攻读三年。隆庆二年(1568年)及进士第,居二甲第二。他本为榜眼,仅次于状元,皇帝移置二甲,列全国第五名。给他安排了一个职务,到翰林院担任庶吉士。

明代翰林院为正三品衙门,兼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其官属自学士以下有侍读、侍讲、编修、检讨。庶吉士介于官与非官之间,等于候补的翰林官。

每届会试唱名后,再举行朝考、复试、殿试、三项排名后,选择年龄不太老的、名次靠前的授为庶吉士。当年,全国共录取进士四百零二人,其中被选为庶吉士的有三十人,王家屏就在其中。那一年,他三十三岁。

在翰林院就职,最吸引他的当数建在那里的国家级图书馆,王家屏嗜书如命,他夜以继日研读了许多分门别类的书籍,为他以后担任日讲官,乃至辅政持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年后,(1570年)他被授以编修。他当时的具体工作是负责预修两朝实录,即《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几乎让他初出茅庐就险遭叵测,当时高拱担任首辅大臣,持朝柄国。他的亲哥哥、前操江都御史高捷以巨额官银贿赂赵文华的丑行暴露,高拱吩咐王家屏看在他的面子上,不要把此事如实记录,王家屏不畏强权,毅然拒绝,无所避讳地作了真实记载。

万历初年,两朝实录已经完成。王家屏晋升为翰林院修撰。后(1575年)充任经筵日讲官,破了当时“讲筵必宿儒”的格局。

经筵日讲官就是担任皇帝的老师。

文华殿是皇帝就读的地方,坐落在紫禁城东。

万历皇帝从小就在首辅张居正的指导下练习毛笔字,1575年,他11岁,已经当了一年多皇帝。他从五岁开始练写毛笔字,如今已经达到了如火纯青的境界,他能挥笔写作径尺大字。他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字赐给王家屏,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规劝他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王家屏接受这样的赏赐不能不感到极大的荣幸。他热衷于培养这位皇帝学生能够成为一代中兴的明主。用他的话来说,叫做“尧舜之帝。”

担任皇帝的老师是一种难得的机遇,也是“位极人臣”的一个重要阶梯。当然了,并不是当了皇帝的老师就可以获得最高的职位,但最高的职位却往往在皇帝的老师中产生。

在皇帝经筵上讲课,必须在政治、学术、道德诸方面都出类拔萃。日讲官即使还不是卓有成就的实践者,至少也是众所承服、彻底了解国情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经筵每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地位的朝臣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 御史等也要旁听。实际上相当于给中央一级领导成员上课。

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若干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御座之前摆放一张书案,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两旁。

一次经筵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用手比划,用口讲解,其它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使皇帝也不例外。

经筵乃是当时国家的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剖析经书的真义,指出历史的借鉴,但仍然要归结到对现实的指导,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均属失职。

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讲官可用委婉的言辞,在不妨碍皇帝尊严的前提下,对皇帝作必要的规劝。皇帝在经筵上可以提出问题,甚至说明他不同的观点。

王家屏为人操履端严,讲论经史态度认真,一丝不苟;分析经义深刻明确,朴实透彻,且能联系实际对皇帝陈述合乎情理的意见,再加上其风度、仪表像圣贤一样端庄严肃,谈吐正色大方,声音清晰洪亮,深得皇帝和同僚的信赖和尊崇。每当王家屏开讲,“随事开陈,丰釆轩郎”。“敷奏剀挚,帝尝敛容受”。万历皇帝非常钦佩他的宏深经术和端庄的气质,常常在左右面前说他姿态和风度安祥端庄,观点和做事不偏不倚,称他为“端人”。

后来的山西巡抚魏养蒙说:“公入侍讲帷,骤跻揆地。谈经燕对,隐讽直谏。其所启佑最多,其受主眷最渥”。

在隆庆皇帝去世的时候,高拱是当时的“首辅”。高栱自以为是先皇的元老重臣,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新皇帝有事派人询问高拱的意见,他竟敢肆无忌惮地对使者说:“你自称奉了圣旨,我说这是一个不满 10岁的小孩的话。你难道能让我相信他真能管理天下大事吗?”在他的眼里,皇帝不过是小孩子,太后不过是妇道人家,这种狂妄跋扈和人臣的身分不相符。这时,张居正建议对高拱采取断然措施。

1572年夏,有一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集合。一个宦官手执黄纸文书,这是两位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跪在前列的高拱不禁神色大变。他已经被免去官衔职位,并被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按照惯例,他从此就在原籍地方官的监视之下,终身不得离境。张居正在艰危之际保障了皇室的安全。建立了如此的殊勋,取高拱而代之,理所当然。

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一直由张居正担任首辅。万历皇帝和皇太后十分器重他。张居正议事,万历皇帝多能言听计从。到张居正晚年,皇帝常以“太师张先生”相称。张居正在本朝内的显赫地位是整个明代所有的大学士都望尘莫及。可以说,要想宠信于皇帝,求得高官厚禄,必须首先得到张居正的垂青才成。当时,满朝文武莫不对张居正阿谀奉承。就是这样一位显赫人物,王家屏对他也是秉公相待。能证明这一点的,最具代表意义的事情发生在张居正病重期间和死后不久。

张居正得病的时候,朝内大臣无不奔走于祠庙之间,为他祈祷阳寿,其虔诚的程度让人看了大有替首辅一死而不足以表忠心的阵势。在这帮人中,唯独没有王家屏。也有人提醒他要随波逐流,他却嗤之以鼻。

万历十年,五十七岁的张居正离开了人世,不到两年,群臣对他的积怨如火山爆发,倒张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万历十一年,皇帝罢免了张居正三个儿子的官,撤销了张居正本人生前所得到的太师头衔。但事态并没有就此结束,万历十二年,皇帝以“诬蔑亲藩,侵夺王坆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之辞公布天下,作为此前抄没张家而向天下臣民的交代。在这一墙倒众人推,迎合主心,发泄私愤的岁月里,王家屏却实实在在地做了营救工作。他给侍御任正宇写信说:“江陵事既已竟结,复有严旨趣之,举朝汹汹攻排未已,大抵进言者务激昂而持法者尚平恕。张氏之祸极矣,此外更何以加?能平亭轻重之间,上回天而下泽骨者,唯在门下。此非独用解脱行德于冥冥,所以全国体而存主上帷盖之恩,法应如是,此耳,门下寔重图之。”王家屏秉公持法,不趋炎附势,不曲不阿,光明磊落的精神可见一斑。

万历十年(1582年)王家屏被任命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一年后为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掌院事。

王家屏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入阁辅政。升任礼部右侍郎,后改任吏部,十二月任命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离开史官之任二年就入阁辅政,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王家屏曾负责过全国的科举考试;负责过从进士中选用庶吉士,以及对庶吉士进行培训等工作。也负责过对当时在京的四品及四品以下和在外的五品及五品以下两千多官员的任免、调遣工作。同时也负责筹备安排教育太子事宜,负责翰林院日常工作等。

自从明代实行内阁制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由顾问机关变成了行政机构核心。一般由三至六人组成,王家屏入阁时,申时行为首辅,许国、王锡爵,二人次之,王家屏居末。他们这个内阁由四人组成。申时行和王锡爵是苏州同乡,同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一位是会试状元,一位是殿试状元。许国是安徽歙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

王家屏要做一个称职的辅相。在他看来,一个忠正之士,不为官则已,但凡做官就必须恪尽职守,更何况身为辅弼之臣。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治乱系朝廷,朝廷轻重在辅相”。他入阁后始终尽心职守,不敢有半点怠惰,也不允许别人偷懒,就是皇帝也不轻易迁就。

出于国家利益考虑,王家屏特别注意同内阁诸臣的关系。多年来,他们四位阁臣和睦相处,见于诸多记载之中。王家屏在致沈肩吾的信中说:“弟在政府时无他长,惟不植私交,不泄禁中语,与姑苏、新安、太仓无柄凿也,是则退而可以无怡者耳。”在致冯文所宪使的信中也说:“回想数年政府,尺寸无称,惟独内不敢求知于宦官宫妾,外不敢得罪于贤士大夫。进无隐情,退无私客,解官而返家,徒四壁萧然,寒儒此可不愧于心,不愧于知己者也。”

能够与同僚搞好团结决不是因为王家屏本人毫无主见,人云亦云,或者干脆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正好相反,在内阁任职时,他“每议事,秉公持法,不亢不随。”正像他在信中向他的老师张浒东陈述的那样,内阁中事无巨细,“有知未尝不言,言未尝不尽。事有未当,未尝不相与评驳,寔不敢推事旁观。然言之从与不从,评驳之可与不可,惟当事者所裁断,而某未尝着一成心,徇一偏见也。故亦未尝揽事而至于相竞焉。”这些都说明他与同僚之间是基于一种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光明正大的精神上的交往。至于平时一得一失之念,更是“决町畦于眼界,置冰炭于胸中。”他之所以虚怀若谷,是因为常以此古语为训:“顾影为俦而不惧者,心无彼此于人也。”

万历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586年)王家屏的继母景淑人在北京病故,当日,万历皇帝派遣文书房官员刘恺送去新钞一千贯,白银三十两,纻丝二表里。王家屏于十月初六日陛辞起程,由赵一鹏领命护送,于本月二十日回到故里,在家守孝三年。

    万历十六年(1588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王家屏被安希范奉诏召还,入预机务,圣旨云:“原任大学士王家屏,着升礼部尚书,仍兼东阁大学士,照旧入阁办事”。        

    这个时候,“争国本”之事已经拉开序幕。

    事情还得从万历皇帝说起。

万历皇帝自幼就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五岁时,他见父亲在宫内骑马奔驰,便上前挡道谏阻说:“父王为天下之主,单身匹马的在宫中奔驰,倘若有一个疏忽,那可不得了。”穆宗皇帝听后深受感动,当即下马,立他为太子。

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在他刚刚九岁时就驾崩了,按照传统的方式,演习了三次“劝进”程序后,他登上皇帝的宝座。

万历皇帝把“仁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嫡母隆庆的皇后陈氏,把“慈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生母隆庆的皇贵妃李氏。

有鉴于正德皇帝死而无后,朝廷内外一致认为皇帝应该拥有许多妃嫔,以广子嗣。1582年,万历皇帝十八岁,皇太后和辅臣主持广征宫女,万历皇帝一天册封九嫔。此前,已经册立了统领后宫的王皇后,万历皇帝和这位一切都循规蹈矩的正统式的中国古典式女性并没有撞击出爱情的火花。她性情端谨,淑颜姣美,有条不紊地管理着后宫,却得不到万历皇帝的宠幸,终生未孕,以至于万历皇帝没有一位嫡出的儿子可以名正言顺地独领太子头衔。

其实早在1581年冬天,万历皇帝就和偶然看中的慈圣太后跟前的一位默默无闻、平常的再不能平常的年轻宫女发生了关系,仅仅这一次,居然就有了身孕。万历皇帝起初还不敢让母后知道这件事,所以到1582年他一日娶九嫔的时候,她还不在其中。万历皇帝对自己的风流忘置脑后,只待太后搬出“起居注”,他才哑口无言。太后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大为高兴。这位王氏宫女在七月被封为恭妃,八月生子。此子起名为朱常洛,是万历皇帝的长子。

当时宫廷内外喜气洋洋,诏告全国减税免刑,而且特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朝鲜国王。但在各种正式文书之中,常洛的头衔只是皇长子而不是太子。太子或任何“王”的头衔必须经过正式的仪式郑重册封。

在九嫔之中,有一位淑嫔郑氏。十八岁的皇帝,对这个十四岁的小女孩情有独衷。她一介入就使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们的热恋终生不渝,由此埋下了本朝的政治危机。

郑氏之所以能赢得皇帝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郑氏和万历皇帝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皇帝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万历皇帝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万历皇帝曾许愿立郑氏之子为太子。

1586年初,郑氏生了朱常询,万历皇帝要册封郑氏为皇贵妃。皇贵妃距离皇后仅有一步之遥。消息传出,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其理由是: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德妃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倒置。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到了整个明代。

万历皇帝总想借机立朱常洵为太子,却遭到了朝中众臣的极力反对,当时太子又叫国本,因此,皇帝与大臣间的这次斗争又称为国本之争,是一次大规模的皇帝与大臣间的冲突。臣僚们坚决反对皇帝有任何废长立幼的想法,皇帝也不愿意做让文官们快意的事。再加上他患了腰腿疾病,行走不便,于是出现了郊庙不享,朝讲不临,典礼不做,章奏不发,有政事废于怠惰的迹象。

万历十七年七月,王家屏上疏。他认为“堂陛之交所恃以存其体貌者惟有朝讲,军国之政所恃以集其谋议者惟有章疏”。所以他无所顾忌地向皇帝指出,由于万历皇帝朝讲久辍不御,册封遣官报免,郊庙奏祭皆罢,“典礼为之并废矣”!而章奏不论事关黜陟刑赏还是事关国计民生一概稽留不下,“纲纽为之渐驰矣”!皇储久虚不立,国本为之摇摇矣!其言辞激烈,无异于指着万历皇帝的鼻子大声疾呼:倘若长此以往,你将是个亡国之君。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向万历皇帝上了“四箴”书。其大意是说,皇帝近年来得了一种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的综合病,我知道陛下之病,是有病因的。我听说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以致几年来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觞酌是耽,宠信宦竖,溺爱郑妃,摈斥忠谋,久虚储位。并且传索帑金,括取币帛,横施雷霆于廷堂,责罚无明之罪。他对症下药地要求皇帝“浓醑勿崇,内壁勿厚,货贿勿侵,旧怨勿藏”。本疏言辞尖利,毫无遮拦,切中要害,淋漓尽致,把万历皇帝骂得体无完肤。万历皇帝看了震怒不已,非治雒于仁重罪不可。眼看着一位忠正之士顷刻要遭灭顶之灾,此时,王家屏挺身而出。恳求万历皇帝,由他来代替雒于仁“伏罪”。他在疏中说:“思之,于仁庶官也,于皇上之起居尚及知之,于皇上之愆违尚能谏之,臣职亲于庶官,任专于辅导,乃尚有所不知、不谏。夫不知,失职也;知之而不谏,失职也。安可独罪于仁哉?”又说:“使于仁之言诚误且妄,犹可诿也。倘其一事偶中一言或投,以圣躬之康豫而真有阴阳之悬……为臣子者何忍诿之不知而不谏乎?……于仁之四箴以规皇上,则为妄试之医以备养生,未必非延历之术也,此臣所以谓于仁为忠也。”他说:“若臣者从谀承意,缄默苟容,无能匡正宸枢,弥缝衮阙,上亏圣明之誉而下陷庶官,俾以愚戆蒙不测之危,此乃真所谓不忠不臣,不可一日在左右者也。”这里,王家屏采取了巧妙的进谏方式,极其含蓄地认可了雒于仁的“四箴”所言皆是事实,非常明确地肯定了雒于仁是一个忠爱之臣,并且间接地向万历皇帝申明了自己的观点:王家屏决不作那种从谀取悦,缄默求容的人。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万历皇帝在流德宫,召辅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入见于西室。现将当时会见时的实录摘译如下:

皇上说:“朕病了。”众说:“皇上春秋鼎盛,神气充盈,只要注意调养,不用药,自然也会好,不必过虑。”皇上说:“朕去年以来心肝二经有火,时常发作,头目眩晕,胃隔胀满,最近调理的稍好些,又接到雒于仁奏本,肆口妄言,惹朕发怒,以致肝火复发,至今未愈。”众说:“皇上圣体,关系最重,无知小臣,狂妄轻率,皇上不必在意。”

皇上把雒于仁的奏本递给申时行,说:“先生你看这奏本,他说朕酒色财气,给朕下了这么个评语。”申时行展奏疏,没有来的及回答。皇上又说:“他说朕好酒。谁不饮酒?如果酒后持刀舞剑,这不是帝王应该有的举动,可是设有发生过这种事啊!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到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罢了。恭妃王氏,他有长子,朕让她调护照管,他们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朕,朕何尝有偏?他说朕贪财,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去年李沂也这样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人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是人谁能不生气?就如先生们也都有童仆家人。难道能不管教?如今内侍、宜人等或有触犯以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也有病死的,如何说都是打死的?先生们拿出个重处意见来!”众说:“这个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奏疏。”皇帝说:“他还是沽名钓誉!”众说:“他既沽名,皇上若重处之,适成其名,反而有损皇上圣德。只有宽容不计较,才显示圣德之盛。”

申时行把奏疏还给皇上。

皇上沉吟答道:“这也说的是。倒不是损了朕德,而是损了朕度。”众说:“圣上圣度如天地,有什么还不能容忍。”

皇上又取奏疏交给申时行,让他仔细看。申时行稍阅大意。

皇上连连说:“朕气他不过,必须公告重处!”众说:“此本原是轻信讹传,若公告处分,传之四方,反以为实。臣等愚见,皇上宜照旧‘留中’为妥。容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都知道皇上是尧舜之君。”

申时行又把奏疏还给皇上。

皇上又问:“如何设法处分他?”众说:“此本既不可发出,也没有别的办法处分。还望皇上宽恕。臣等传话给本寺堂官,免去他的职务也就行了。”皇上点了点头,脸色好了起来:“各位先生是亲近之臣。朕有啥举动,先生们还知道些。哪有那些事啊!”众说:“九重宫深,事具秘密。臣等也不能详知,何况疏远小臣。”

皇上说:“人臣事君,该知道理。如今没个尊卑上下,信口胡说。前些年御史党杰,也曾奚落我。我也容了。如今雒于仁又是这样。就是因为没有重处,所以才如此。”众说:“人臣进言,虽出忠爱,也要从容和婉。臣等经常是推断事体不得不言者,方敢陈奏。臣等怎敢不和皇上同心?如此小臣,臣等岂敢庇护?只是以圣德圣体为重。”

皇上说:“先生们还讲究尊卑上下。他一个小臣却这等放肆。近来只见议论纷纷,以正为邪,以邪为正。一本论的还未来的及看,又有一本辩的,使朕应接不暇。朕如今掌灯后看字,不甚分明。如何能—一遍览?这样也不成个朝纲!先生们为朕股肱,也要做个主张。”众说:“臣等才薄望轻。因鉴于前人覆辙,一应事体,上则禀报皇上独断,下则付诸外廷公论。所以不敢擅自主张。”皇上说:“不然。朕就是心,先生们是股肱,心离开股肱,安能运动?朕既委任先生们,有何畏避?还要替朕主张,任劳任怨,不要推诿!”众叩头谢曰:“皇上以腹心股肱,优待臣等。臣等敢不尽心图报?任劳任怨四字,臣等要把它写成座右铭,朝夕相看。”

说罢,众又问:“皇上近来吃药吗?”皇上说:“每天吃两次药。”众说:“皇上须慎重拣选良药。”皇上说:“医书朕也常看,脉理朕都知道。”众说:“皇上宜以保养圣体为重,清心寡欲,戒怒平情,圣体自然会安康。”

众又说:“臣等好久不见圣上的面。今日幸蒙宣召,见了圣上,心里话怎敢不一一倾吐?近来上朝、讲筵,外廷每天都盼望。如今圣体需要静养,臣等也不敢频繁地烦劳起居。但一月之间,或三、四次,或每隔一段时间临一次朝,也足以安慰群臣瞻仰之情。”皇上说:“朕病好了还不想出去?就如宗庙大典,也要亲自去。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过去看望。只是腰痛脚软,行走不便。”

众又说:“册立东宫,系宗社大计,望皇上早定。”皇上说:‘朕知道。朕无嫡子, 长幼自有定序。郑妃再三陈述情况,恐怕外间有怀疑,但长子身体还弱小,想等他壮健些,再打发出外才放心。”众又说:“皇长子年已九岁,现在进行教育正是时候。应该让出阁读书。” 皇上说:“人资性不同,有的生而知之,有的学而知之,有的困而知之。也有生来自然聪明。怎能一一教训?”众说:“资禀赋于天,学问成于人,虽有睿哲之资,没有不教而能成者,须及时豫教,才能成德。”皇上说:“朕已经知道了,先生们回阁去罢。”然后吩咐各赐酒饭。众人叩头谢恩。

出宫门数十步。皇上又命司礼监内臣追上来说:“暂且稍等一会。皇上已令人传唤长哥来,让先生们见一见。”众人又返回宫门内,等了好一阵。

皇上又令内臣出来看望几位阁老。

内臣问,听到要见长哥,心里高兴吗?众人对内臣说:“我们能见到睿容,就如睹景星庆云。真是高兴的没法形容。”

内臣入奏,皇上微微地点了点头。

又过了一阵,司礼监太监传话:“皇长子到。”皇三子也到了,但不能离乳娘。于是又引入西室,到御榻前。长子在榻右,皇上用手携着。皇三子在旁边站立,一乳母在后面护着。众见了以后,向皇上祝贺说:“皇长子龙姿凤目,相貌非凡。仰见皇上,齐天之福!”皇上高兴地说:“这是祖宗的德泽,圣母的恩庇,朕怎敢当?”众奏:“皇长子春秋渐长,正当读书上学。”皇上说:“已令内侍授书诵读了。”众说:“皇上正位东宫时年方九岁,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了。”皇上说:“朕五岁即能读书。”又指着皇三子说:“这孩子也五岁了,还离不开乳母,还多病。”众人稍向前端详皇长子。用手引皇长子,让他站正,注视良久,因奏道:“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愿皇上早定大计,宗社幸甚!”乃叩头出。

在王家屏众人全力营救下,雒于仁终于免遭重典,善归故里。从以上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出万历皇帝为立太子的事正在和内阁辅相们暗中较劲。在各位大臣的压力下,不得不委以虚蛇,他不甘心就此顺顺当当让长子当太子。

在以后的日月里,万历皇帝选择的办法是继续消极对抗。

首辅申时行的日子已越来越难过。尽管他竭力调停皇帝与文官之间的紧张关系,竭力维护文官间的信赖和团结,但这种做法已越来越不起作用。 

万历十八年(1590年),内阁联合上疏,称集体辞职以争得册立太子。万历皇帝很不高兴。传谕斥责廷臣“沽名激扰”,称为“悖逆”。传旨下来,阁相们大为震惊,申时行、许国闭门不出,请求罢归。王家屏继续奏请速决建储大计。于是,万历皇帝遣内侍传谕:等明年春夏,如果廷臣再不奏扰,就于冬季议行,否则等皇子过了十五岁再议。王家屏恐口谕难以为凭,想让皇上颁诏立据,但万历皇帝仍传口谕说,二十年春将册立太子。王家屏闻言大喜,立即宣示外廷,举朝上下皆大欢喜。然而,万历皇帝仍在犹豫不决之际,听说王家屏已宣示外廷,传谕斥责,责问他为什么把给你一人说的话泄漏。王家屏回答得非常堂皇:如此事关祖宗社稷大事,哪能是臣一人能定下来的?皇上又重罚了许多上疏请求册立的臣子,臣如果不能将皇上许诺明年册立的德音传达给众臣,来冰释大伙的疑惑,就会被众人误解诋毁。意思是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大明江山,不得已而为之。

没想到第二年有一位叫张有德的工部主事,因为要计划、落实册立太子大典的财政支出,又旧话重提,惹得万历皇帝十分生气。耍起了赖,将无限期地推迟立储。许国、王家屏见势不好,上疏,要求皇帝兑现前诺。他们习惯地把申时行的大名列在首位,而申时行本人因病对此并不知情。在得知皇帝的态度后,申时行给皇帝上了密疏,说明情况。不想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进的文官指责申时行表面上佯附群臣请立之议,暗中却又和皇帝勾勾搭搭,极不诚实。申时行有口难辩,终于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和许国先后上疏罢官归里。

王锡爵也以母亲生病为由,请了长假,回乡省亲。王家屏被任命为首辅。他也曾上疏请求罢归,未得准允,只好执阁。

自此,册立之期,多次更改,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王家屏为此更加忧心忡忡,力请万历皇帝笃守信用,以堵塞流言蜚语,都没有结果。

 因争国本引发了君臣对峙。万历皇帝明白长子继承是几乎不可改变的结局。但他不能轻易向文臣们低头,到了后来,事态越来越演变为赌气和较劲,一根筋的皇帝遇上一根筋的群臣们,谁也不愿意轻易认输。

  僵局总得有人打破,万历十九年工部主事张有德的迂回战术已经碰壁了,但有人再想新招。万历二十年正月,礼科给事中李献可偕同六科言官向皇帝上疏建议"豫教元子。"也就是说让皇长子正式出阁读书。皇子读书可不像普通子弟上学,随便找个私塾就行,太子和一般皇子的地位又不一样,其教育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太子,那么师傅必定是学问出众的大臣,教导他的不仅仅是识字明理,重点是教导怎样做一个皇帝,也就是说,对太子的教育是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合二为一。

  李献可的奏疏说得委婉而有理,他认为皇长子十一岁了,豫教的典礼应当在早春举行。内廷尽管可以诵读经书,身边也有近侍辅导,但内廷的幽闭比不上外朝的清肃;内臣的忠臣比不上少师、少保的尊严。

  万历皇帝是何等精明的人,一下子就看出李献可暗藏的玄机,如果举行皇长子正式受教育的典礼,就必定牵扯到皇长子的名分问题,请少师、少保级别的大臣来教导他,就是等于宣布他是储君了。

    万历皇帝不能直接斥责李献可的奏疏荒谬,因为人家说得太堂皇了。皇帝便挑出一个笔误,李的奏疏中将“弘治”年号写成“弘洪”,照理说,一个饱读经书的朝廷命官,将先帝的年号写错,确实不应该。于是御批他“诬戏君上,好生可恶”,要求降级罚俸,调到京外。其余参与人员皆夺俸半年,以示警告。

这处罚需要内阁去办理,首辅王家屏可不像申时行,他认为李献可做得没错,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毫不客气把皇帝这道批示驳回。这实在太不给万历皇帝面子了。他公开支持李献可,竟然封还御批,把皇帝的命令退回去,这样大胆的首辅,明清以后,闻所未闻。这时,一些言官也前赴后继上书为李献可说话,而且言词十分激烈,指责皇帝“坐视元子失学,而敝帚宗社”。也就是说皇帝坐视长子失学,是对老祖宗传下来的江山不负责任,万历皇帝这下忍不住了,命令锦衣卫将这个谏官廷杖一百棍。

王家屏作为首辅大臣,救不了诸位,以病求罢。上疏:“汉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臾承意陷主于不义乎’。每感斯言,惕然内愧。顷年以来,九阍重闭,宴安怀毒,郊庙不飨,堂陛不交。天灾物怪,罔彻宸聪;国际民生,莫关圣虑。臣备员辅弼,旷职鳏官,久当退避。乃今数月间,请朝讲,请庙飨,请元旦受贺,请大计临朝,悉寝不报,臣犬马微诚,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见矣。至豫教皇储,自宜早计,奈何厌闻直言,概加贬滴。臣诚不忍民主蒙咈谏之名,熙朝有横施之罚,故冒死屡陈。若依违保禄,典涊苟容,汲黯所谓‘陷主不义’者,臣死不敢出此,愿赐骸骨还田里。”其大意是:西汉大臣汲黯说过一句话,皇帝设置高官重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而陷害君主成为不义之君吗?每逢想起这句话,总是感到由衷的惭愧。近年来,皇上深居宫闱,贪图享乐,中断祭庙,久辍朝事,天灾外患,置若罔闻,国际民生,漠不关心。我身为辅弼之臣,因此而未能尽职尽责,早应退避让贤。而数月间,请求皇上临朝亲政,请求郊庙祭天,请求元旦受贺,请求钦定建储大计,所有奏章全部弃而不报。为臣这小小的犬马忠心,不能感动皇上圣意回转,这已经是看得很清楚了,至于册立太子并令其出阁讲学,当然应及早议定。怎奈皇上不想听直言,直谏者均遭贬责。为臣实在不忍让皇上蒙受违拗劝谏的骂名,兴盛的朝代受到意外祸端的惩罚,故而多次冒死上疏陈谏。若违心地顺从圣意而保全官禄,正如汲黯所说的‘陷主不义,’臣死也不敢产生这种念头。请皇上恩准臣这把老骨头还归故土。

万历皇帝见了奏疏,大怒,斥责王家屏“希名托疾”。意思是说,依赖有病,乞求罢免是为了沽名钓誉。

王家屏再奏:“名,非臣所敢弃,臣所希者,陛下为尧舜之主,臣为尧舜之臣,则名垂千载,没有余荣。若徒犯颜触忌,抗争偾事,被谴罢归,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将使臣身处高官,家享厚禄,主愆莫正,政乱莫匡,可谓不希名之臣矣,国家奚赖焉。更使臣弃名不顾,逢迎为悦,阿谀取容,许敬宗、李林甫之奸,无不可为,九庙神灵必阴殛臣,岂特得罪于李献可诸臣已哉。”大意是:名,不是臣所敢随意抛弃的,但臣所希望的是,皇上为尧舜之主,臣为尧舜之臣,如此则名垂千秋。没有比这再能让臣更感到荣誉的了,如果只因为触犯龙颜,抗驳圣意,遭受谴责,罢归故里,还有什么名呢?况且臣身居高官,家享厚禄,皇上的过失没有纠正,混乱的政局没有匡治,这已经是不珍惜名节的臣子,国家怎么能依赖呢!再让臣不顾名声,像奸侫许敬安、李林甫一样,极尽全能阿谀取宠,先皇神灵也饶不过为臣,岂止是得罪李献可诸位臣子。

万历皇帝看了他的上疏,更不愉快。派内侍到首辅府邸,传谕斥责王家屏“径驳御批,故激主怒,且托疾要君。”大意是:直接反驳御批,故意激怒君主,而且借病要挟皇上。

王家屏又上疏:“言涉至亲,不宜有怒。事关典礼,不宜有怒。臣与诸臣但知为宗社大计,尽言效忠而已,岂意激皇上之怒哉?”大意是说,内容涉及的是皇室骨肉至亲,不应该发怒;事情关系到朝廷社稷,不应该发怒。臣子们只知道为国家社稷而着想,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以效忠贞,哪有故意激怒皇上的想法呢?他还用“所以敢激聒,敢封还者,正恃皇上之圣明无一言之不纳,皇上之宽大无一物之不容也”等言词,绝妙地嘲讽万历皇帝心地狭窄。

从此,王家屏抱病在塌,力求罢归,连上数疏,言辞更加恳切,主意更加坚定。紧接着,大学士赵志皋、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吏科右给事中舒弘绪、陈尚象、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以及十几位御史、给事中争先恐后上疏为李献可鸣不平,尤其是孟养浩更是指责皇帝不守信用,说话不算话,是罪一人而失去天下人之心。这就等于指着皇帝的鼻子叫骂了,万历皇帝面对这样的文臣,只剩下一个办法应对:廷杖。孟养浩被廷杖后罢职为民,其它官员各有处罚。

万历皇帝多次派内官到王家屏家中探望,催他“视事”,赐猪一口,羊一只,甜酱瓜茄一坛,白米两石,酒十瓶。无奈,王家屏实在是心力交瘁,去意已决。万历皇帝终于传诏准归。朝野为之惋惜。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三月十四日,王家屏辞朝。他写了著名的《辞朝疏》,“伏望皇上:宥密凝神,特慎寝兴之节;中和养德,常平喜怒之情;隆孝养于两宫,奉烝尝于九庙;视朝听讲,一如万历之初年;敬天勤民,恪守祖宗之遗训;信任辅弼,爱惜老成;亟収罪谪之臣,用伸士气;重斥贪残之吏,以厉官坊。至若调宣、大之虏情,急须乘欸而修备;疏淮泗之水患,毋令坏堰,以妨漕平;宁夏之叛军,特求戎首,尽宥胁从,势不烦兵而自解;御海邦之倭寇,但谕守臣,分屯要害,可保按甲以无虞。惟是皇储册立之仪,系宗社根本之计,吉期既定,盛典将行,愿同薄海之民,共仰前星之耀。”这些话语重心长、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地劝导万历皇帝抓好一些关键性的大事,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君主。

王家屏于同年三月二十八日离京,四月初二到家。

离京时,王家屏打发家人从京城购买了许多花卉种苗,除此以外,随车载的便是书籍。凡目睹者,无不称赞其清廉。

回乡后,他亲帅家人种植花卉于南州庄,使其成为学馆兼花园。他本人也多深居南洲庄,整理昔日文稿,著书立说。

    王家屏离开内阁后,万历皇帝特恩批准不经吏部“廷推”的次辅张位(字明成,新建人。隆庆二年进士。原任吏部尚书。后因“妖书”事,被削职为民),想到的不是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而是和众廷臣保持一致,照样三番五次上疏要求万历皇帝早日册封,行豫教礼。

  万历皇帝于是召回了告病在家的王锡爵,担任首辅。王锡爵敢于担当,办事果断,但他低估了争国本这件大事的复杂性。

  因为万历皇帝曾答应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举行册立东宫大典,他深知万历皇帝反复无常,写了封密奏敦促此事。谁知万历皇帝回复他的手谕,耍了一个花样,不但不提当初的诺言,而且提出“待嫡”和“三王并封”的解决办法。

  所谓“待嫡”,就是说根据祖制,有皇后所生的嫡子则立嫡,皇后没有生育儿子就立长子。如果现在将长子立为太子,日后皇后生了儿子怎么办?不如先将皇长子和三子、五子(次子、四子已夭折)一起封为藩王。如果以后皇后生不出儿子,自然由长子承继大位。

  因为当时皇后才三十岁左右,还有生育能力。皇帝这次“迂回战术”看起来能自圆其说,但王锡爵一看皇帝的手谕,大为惊恐。他太了解皇帝这样说无非是找托辞,压根儿就是不愿意痛痛快快让老大做太子。万历皇帝和皇后的感情一向不好,这也很正常,和皇后的结合,多是“包办”,所选择的皇后一般是出生清白、相貌端庄、性格贤淑,因为要母仪天下,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中,比女性魅力,皇后是没有竞争力的,皇帝自然不喜欢和皇后睡觉。明朝朱元璋以后,皇后生育儿子的只有孝宗的张后,所生的是荒唐透顶的正德皇帝。孝宗是个遵循“一夫一妻”的好丈夫,不近其它女色。这说起来是个好品德,但同样不免被后来的文臣议论,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祖宗社稷不负责任。如果孝宗多临幸其它嫔妃,就可能多生几个儿子。如此的话即使后来正德死后,没有儿子,也有亲弟弟即位,不至于将远在湖北的藩王儿子--后来的嘉靖接到北京坐龙椅。

  “三王并封”的圣谕颁发到礼部,整个朝廷立刻像炸了窝。

  廷臣们本来对皇帝册立东宫之事一拖再拖很不满,这下竟然等出了这样的结果。以往皇帝只是搪塞,推迟册立,但总给个时间表,现在竟然要将皇长子封为普通的藩王,而等待皇后生儿子,这就更没谱了。在大臣们看来,大伙儿被皇帝当猴耍了,于是舆情激荡,反对声不绝入耳。

  光禄寺丞(从六品)朱维京上疏说皇帝“欲愚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邢科给事中王如坚的上疏更加直白激烈,他历数皇帝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如何一次次失信,拖到今天,现在竟然要待嫡,质问皇帝:“陛下言犹在耳,岂忘之耳?”并且讽刺皇帝,说古代帝王后宫没有偏爱,因此皇后多嗣,我朝以来,有几个皇后生儿子的?而且拿万历皇帝本人举例,因为万历皇帝也是庶出,王如坚反问万历皇帝,当年陛下六岁就被册立为太子,为什么没有和潞王(万历皇帝的同母弟弟)一起册封为藩王,而等待皇后生子呢?那言外之意是:皇帝自己不喜欢皇后,所以才没有嫡子,如果多和皇后过夫妻生活,嫡子也许早生了,还要等到立皇后十五年后再生儿子?这是指责皇帝的私生活。皇帝没办法,处罚两位廷臣后,还下了道旨意解释自己和皇后的关系好起来了,说去年中宫得了点小病,现在病好了,又能和朕在一起了。意思是说可以过夫妻生活了,生嫡子不是没可能。连和皇后之间的夫妻私生活也要向大臣说明,恐怕只有万历皇帝了。

  王锡爵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在骂他不能阻止皇帝,开始他还为自己辩护,翰林院的庶吉士李胜芳一番分析让他感觉到,如果附和皇帝的待嫡、并封,几乎是在自掘坟墓。李胜芳理解王锡爵在搞迂回,巧借三王并封,实则想促使册立皇长子为东宫。但他分析道,一旦并封,册立就会更加推迟。先生在任时难以促成,一旦离开朝廷,别人当了首相,能像先生那样促成皇长子成为东宫么?一旦不能,先生岂不是千古罪人?王锡爵还在为自己解释,说当初给皇帝的密信中催促过册立,意思是说自己责任尽到了,以后出现变故也没办法。李胜芳反问他,这件事外面的人谁能知道?到那时天子还会将你的密信公布天下。意思是说如果事有不测,你的黑锅背定了。王锡爵的门生更是提醒老师,如此做恐怕有灭族之祸。这用不着多解释,如果万历皇帝以后不立长子而立老三,必定引发政局动荡不安,所有的人都会归罪于当时的首辅王锡爵;如果拖到以后皇长子终于继位,当了皇帝的他会恨王锡爵当年支持父皇“待嫡”、“并封”,祸患恐怕不亚于张居正。

  看到这一点,王锡爵感觉到自己的危机,为了一世清名和子孙后代,他也来了个大转折,明确表示反对皇帝的提议。    

    连开始替自己排忧解难的首辅王锡爵最后也反对自己,这下让万历皇帝意识到,固执己见,想要降伏整个文官集团几乎是不可能的。

  万历皇帝终于让步,收回“待嫡”、“三王并封”的成命。但事已至此,万历皇帝还是不愿意痛痛快快册立长子为太子,还在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憋了一肚子气的他就是不想让文臣们赢得轻松。新任首辅的王锡爵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备受攻击。

    首先是吏部专门与王锡爵对着干,尽量免去为他所用的官员。

    当年九月,吏部右侍郎赵用贤被王锡爵上疏罢官。行人高攀龙申救未果,且遭到政敌的攻击,十一月,高又上奏,结果以“疏而易言”的罪名,贬谪为揭阳典史。

    想当年接王家屏回京的安希范上了《纠辅臣明正邪》一疏,认为“古今治乱之关,进贤退不肖”, “今贤者以其异已而必斥之,不肖者以其媚已而必曲有之,塞众正之途,开群枉之路, 误国不忠,无大于此者”。希望万历皇帝严谕阁臣“毋挟私心,毋植私党,毋以直言而逆耳,毋以媚己而悦心,秉公效忠,斥邪扶正”,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万历皇帝看了大怒,认为他“诋诬阁臣,朋奸党恶”,要逮捕法办。王锡爵出于师生情面,加上给事中叶继美等相救,遂改逮问为削籍。

此后,王锡爵受到更多官员的攻击。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告老返乡。

按明代惯例,新的首辅须通过吏部“廷推”,也就是推荐候选人。

万历皇帝以内阁辅臣地位重要为理由,想“特简”,不按规矩由皇帝直接提拔,吏部尚书力争,认为廷推是惯例,如果不经过廷推,“恐开捷径”,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将受到极大的破坏。万历皇帝虽然擅权,但祖宗传下的习惯法则对他还是很有约束力的,只好听从吏部的建议,仍由吏部提出候选名单。

吏部员外郎顾宪成,与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几人一商议,将王家屏列入候选名单。

万历皇帝见了很不高兴,以为这几个人在存心捣乱。下令再拟一份名单。可再次拟的名单中,王家屏大名赫然在列。而且,顾宪成等人理由很充分,说没有哪条规矩说已经辞官的人不能作为首辅的候选人。最终,王家屏没有因此而出山,顾宪成反倒被革职。

王家屏回家后,仍关注国家大事,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悍然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明朝作为宗主国,自然出兵援助。王家屏贻书经略顾养谦:“昔卫为狄灭,齐桓率诸侯城楚丘,春秋高其义,未闻遂与狄仇,连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以保会稽之耻,激励朝鲜,以城楚丘之功,奖率将吏,无为主而为客则善矣!”这里讲了一个重要对策:援助不是代替,不能反客为主,应当联合抗击。顾养谦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结果“朝鲜兵数年无功。”朝鲜战争前后长达七年,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大大消耗了本已不强的国力。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月,给事中赵德完上了一疏,煞有其事地说郑贵妃阴谋在多病的王皇后驾崩后,自立为后,并立其子常洵为太子。万历皇帝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件事,龙颜大怒,下诏,廷杖一百,开除官职,永不录用。

大凡母亲,往往不喜欢和儿子感情太过亲密的儿媳妇,像郑妃这样的人在慈圣太后看来,几乎就是狐媚之人,而生育长孙的恭妃是自己身边的宫女出身,更靠得住。有一次她对儿子万历皇帝说,外廷议论该立老大为太子,你如何打发老大?万历皇帝说,老大是都人(宫女)的儿子。意思是说他母亲的身份太低微。慈圣太后说:你不也是都人的儿子吗,母以子贵,哪分什么贵贱等级?这让万历皇帝无话可说,因为他母亲也是宫女出身,照他的理由,自己也没资格当皇帝。

万历皇帝当年给郑贵妃写了一个将来准备立他的儿子为太子的字据,郑贵妃将它视为至宝,藏于一个锦匣之中,多少年后取出来一看,关键部分居然被虫蛀,万历皇帝仰天长叹,认为不能立三子朱长洵为太子乃是天意。

大概是皇太后的开导,群臣十余年的不懈斗争,再加上赵德完挨的100大棍,以及“天意”难违。万历皇帝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进行了正式册封。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同日被封的还有福王朱常洵(封地洛阳)、瑞王朱常浩(封地汉中)、慧王朱常润(封地汉中)、桂王朱常瀛(封地衡州)。

万历皇帝没有忘记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远在雁门关外的王家屏。他派出钦差大臣中书舍人刘承诹偕同布政司官备办羊酒及花银五十两,彩缎四表里,鼓乐导从,向王家屏“存问”,并将其二儿子王湛初封为中书舍人。王家屏“斋沐表贺”,写了《壬寅贺册立东宫疏》和《谢存问疏》,疏中劝万历皇帝“伏愿,朝讲之临御如旧,章奏之裁发以时;股肱耳目备其官,无以猜嫌而妨委任;出入启居式于度,无以逸豫而驰忧勤;爱惜人才,渐收复乎废弃;矜怜滞狱,亟解纵乎累囚。更祈,节宣索之需,俾军国得支其经费;罢矿税之使,俾吏民不困于诛求。将和气翔洽于两间,庆祚绵延于亿载矣!”这里涉及临朝主政、裁处章奏、健全机构、重用臣僚、加强自律、爱惜人才、宽解狱治、减轻税赋、保证经费、罢除苛吏、方便群众等十二个方面,可以称为王家屏治国思想的指导原则和总体纲要。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日,王家屏卒于山阴城家中,享年六十八岁。

万历皇帝闻知噩耗,十分震惊,并哀悼,于以祭葬之礼。赠少保,谥文端。制浩曰:“勤学好问曰文,守礼执义曰端。繄此嘉称”。首七日,又派遣山西承宣布政使右参政李芳,宣读万历皇帝亲写的祭文:“惟卿来为柱石,去沦星辰,直道而行,未究施于霖雨;英灵犹在,将陟降于云霄”。

王家屏死后葬于山阴河阳堡御修墓内。

                                                      王与甘

 

本文参考资料:《明史》、《山阴县志》、《王氏家谱》、《山西文史资料》、《万历十五年》、《山西通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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